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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銳導演賴恩慈 本土主義強化再強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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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3月19日     黃靜

八十後賴恩慈,被視為電影界新銳一代。2010年,杜琪峯、邱禮濤等導演、影評人曾一致讚譽的那部電影,非巨製非名作,而是賴恩慈三十五分鐘獨立短片《1+1》。敍事與思辨或未臻成熟,開拍時更無人看好,但結果同情共感感動所有人。鮮浪潮六年來首次大獎作登上銀幕,上映百多場;打動海外觀眾和影展評審。同年,她奪香港藝術發展獎,頒獎台上,她說:「藝術家其實不是搞破壞」,請大家給予他們創作空間與自由。最後,不卑不亢的為當時身繫牢獄的藝術家說話:「請釋放艾未未」。

《1+1》前天剛奪ifva(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)公開組金獎,而賴恩慈早已完成延伸版——九十分鐘紀錄劇情片《N+N》。賴恩慈月前通宵達旦剪接出最後版本送交香港國際電影節,翌日我便潛入賴恩慈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(下稱JCCAC )工作室,與金睛火眼的她一席談。

《N+N》在今日將於香港會展首次公開放映——不過不在電影節,而是業界的香港國際影視展(Filmart)。威尼斯影展評審Alberto Pezzotta曾評價賴得獎作「Tobe international,go loca(l 要走向國際,先要本土),是我一大驚喜!」影業不振,可我們手上就有一個「要走向未來,先要本土」的年輕女導。

至今她仍沒有自己的攝影機,JCCAC工作室擬加租兩成,所有拍攝方案不斷周旋於藝發局、電影發展基金等等之間。就算口碑載道,放映獨立電影,影院也是滿座一場才可加開一場,對創作者來說壓力很大。

然而通常最嬌小,也最強大。很多人都記得那個台上,得獎的藝術家中,只有黃毛丫頭般的賴恩慈分明地道:「釋放艾未未。」當初老師同學都反對她拍《1+1》,勸之何須斷送得獎機會。鮮浪潮旨在為電影工業找新血,這種題材功架豈能成功?同學跳槽到隔離有「星」有商業元素的參賽片組。「我向餘下的密友說,不如好好想題材本身該怎樣拍。」最後童話式敍事《1+1》有童話般的結局。電影一舉拿下鮮浪潮最佳電影獎和最高榮譽鮮浪潮大獎,杜琪峯更指片中「將烏龜放上大銀幕創新大膽」。

數字變代數的意義

反高鐵運動曾經水深火熱,單是前年鮮浪潮便有多部入圍作品談高鐵。有影評人指新一代獨立電影染指社會題材已成趨勢。

大學、社會教唆我們藝術少來政治,即使這百年現代藝術的關鍵詞正「政治」。賴恩慈曾跟老師大吵,對拍攝內容的自我審查非常反感。她示範了原來「忠於自己」、「反叛」的創作結果,主流世界反而有趨之若鶩的時候。獎學金、海內外大獎,更多的拍攝機會..《N+N》有待改進,然仍得到Filmart試映機會:希望能挾着更多機會和資金支持,繼續前行。

《1+1》裏,菜園村兩爺孫因高鐵工程家園被毁,卻在這dying的city上種植富貴竹,付上祝福與改變現況願;指責與抗爭都成童話。

片子裏分成people+people、hand+hand、nothing+nothing..的章節,「《1+1 》將價值對立放在一起,《N+N》卻將數字變為代數,我想尋求改變社會的不同可能性。」《1+1》的菜園村在數碼機下分外綠油油,《N+N》的菜園村經歷夷平。賴恩慈每天和時間競賽,工人攔阻拍攝。今日拍的土地,明天已被毁。豈止菜園村,八鄉火頭處處,鄉郊已遭逢巨變。

但所有議題壽命只會愈來愈短,包括空間政治,都要等待輪迴,重見天日。

「所以由《1+1》至《N+N》,我發現以議題之網去思考的重要。在說另一些議題的時候,和原本的也是相連。而不同的人在貌似不同的議題處境卻相同。」《N+ N》則發展出各社會面向與議題的互涉。爺爺重遇故知,正是老藝術家受活化工廈等受紳士化工程之苦的時候。原先在《1+1》裏缺席的孫女的爸,爺爺之子,原來是社會冷感的中產七十後。九十後呃錢黨與《1+1》裏爺爺儲上多年的「1毫子」作戲劇性對立。保留草木,捍衞記憶。電影畫出更整全的「城市地圖」,指向同一根本價值觀。

浸大有名的作反學生

一個人到什麼時候會反省在功利社會裏的n?

賴恩慈和祖母在內地農村同住至六歲。後回港,跟遠親住臨屋,七十二家房客,有辛苦沒恐懼,不像現在。八歲,得一對老夫婦收留,養育成人。

她剛由農村來港時,便恨透這裏的樓房和空氣。課堂永遠坐不定,受不了四面牆。「到一個地步,我連電梯也受不住,每天上落十九層樓梯。」她見我瞪大雙眼,「好輕易,我自小爬樹爬山。」每事問,在教師口中已叫「壞」。

老師命令他們把手放後不准郁,她呆了,不就當我們機械人嗎?立即衝着老師問,為什麼?為什麼?

如今複述,她依然激動。

養父母都是退休教師,看穿學校是所大監獄。他們常跟賴恩慈說,制度教壞人,只會使人變蠢。他們給賴看《動物農莊》、自小聽BBC,她知道格林威治時間最準確,連鐘面上的指針也懂得質疑。

遠離所謂正宗的血緣核心家庭,遊移於不同的家,她看到了社會。

大學選修浸大英文,因英文一直令她擴闊社交和閱讀好書,到大學將英文世界縮窄到語意學(linguistics)框框,「我並開始思考語言霸權問題。」她突然想,創作的世界更大,新學期開始了才毅然敲電影電視系的門。

電影電視系和英文系更因她臨時轉系而吵架。

反叛少女轉系二年級便拍了《不是長毛.不是哲古華拉》。電視常見長毛鬧人,又枱棺材,好奇他為何做這些事?便隨長毛和莫昭如去南美尋找哲古華拉。長毛和莫昭如侃侃而談資本主義,毛派托派,帝國殖民——首次見識行動派學者,賴恩慈深受啟發。

拍長毛,原來要和學校翻臉。教授不肯借攝錄機,謂「咁政治,點搵到食。」「你是老師,怎可這樣教育我?」賴恩慈和教授在學系辦公室走廊上鬧翻。「走廊事件」在影視系幾代學生間廣泛流傳。

教授仍不首肯,賴據理力爭,「其實學校的資源是否屬於學生?你是否沒權不借?」老師忍不住怒吼:「賴恩慈,你作反了?」是的,芸芸學生中大概只有她作反。她後來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,遇上耕種、參與社會運動的學者,又是欽佩。

「參與反高鐵運動聯署、集會以後,想自己做點東西。長毛叫口號台下跟隨,和朱凱迪、陳景輝那種新一代運動者不同,他們反而想要喚醒每人內裏的行動意識。」就是這樣,《1+1》應運而生。

介入社會:真亦假時假亦真

導演小川紳介創出紀錄片壯烈的人文精神——他以生命刻度菲林。每次在拍攝的農村定居、務農,跟大家過同一樣的生活數年,甚至達十年,才開始。小川紳介說,「你拍攝對方的時候,實際上是在拍你和對方的關係。」強韌的介入,香港大概只有現稱為影行者(v-artivist,VA)的運動組織在走這條路。VA成員陳彥楷乃參與反高鐵保菜園的積極人物,幾乎每天出入菜園村,亦參與農務,迄今已完成三部菜園村「史詩式」紀錄片。

賴恩慈團隊參與的幅度當然小得多。然而菜園村也曾誤以為,經常出入的兩爺孫演員是村民,又以為攝製隊是村民澧叔的親戚。後來他們認得了,到收地當日,飾演孫女的小演員目睹警察冷面清場,在警察身後哀喊,「警察叔叔,你不是應該保護村民㗎咩?」——那可不是劇本台詞。警察變臉成和善叔叔,摸她頭說「我們會呀。」在剷樹的推土機前,爺孫忍不住大叫「停手呀!停手呀」,推土機上工人不屑地說:「你使唔使食飯?」然後賭氣一個巨爪向前推。

觀眾問,為何如此逼真,請來這麼多警察扮茄喱啡?另一批觀眾駁斥:不呀,不就是現場實錄嗎?他們對,也不對——賴恩慈用上不少劇場界的「隱形劇場」(Invisible Theatre)拍攝:演員在街上營造事件的發生,帶動不知就裏的公眾真切的反應,拉他們落水成為「觀演者」,借他們的「表演」勾出社會隱蔽的聲音、被屏障的現象。

警察和推土機工人不知眼前是演員,演員又變成了示威者。

隱形劇場來自巴西theatre of the oppressed(受壓迫者劇場),回應資本主義剝削殺人不見血的社會秩序。比紀錄片更具野心的方式鋪排和「建造」真實:畢竟不是所有真實都可以憑旁觀和偵查得來的。

「香港人有時挺可悲,當菜園村推土機如《阿凡達》般把樹林極速夷平時,在他們生活經驗裏想像不到這些,說『你的3G好勁』。」菜園村小女孩向警察大叫的時候,菜園村居民也「交戲」——不認為他們拍攝阻礙了抗爭,他們即使知道眼前是演員,「村民已當我們是村裏一分子。」隱形劇場經已現形,「身邊年輕一代的電影工作者恍似多了注視社會聲音,發表社會題材,其實是世界太壞,沒可能任何議題都與你無關,那是迫出來的怨氣——我期望拍攝者也是行動者。」賴恩慈指樂隊my littleairport的創作就是行動;菜園村村民和關注組在新菜園村的另類生活形式實驗,更是背水一戰。

賴恩慈大概是拍不到純劇情片的。她必須跟現實跳探戈,或者肉搏。她笑着點頭,是啊。

當然,若《1+1》製作並不完美,劇情部分大增的《N+N》或許破綻更多。那又如何?賴恩慈沒有年輕創作者自戀自閉的通病,開明面對批評、與觀眾討論作品的意欲強烈,並且溝通有法。今天是平輩網絡(peer)傳道的世界,這些作法都令作品在普羅觀眾間流傳更廣。

賴恩慈後來再回南美,深入觀察人脈地理,用自己雙腿了解受到歐美剝削的南美人民。杜琪峯透過鮮浪潮找工業人才,他大讚的那位竟是如此擁護獨立精神、抗拒商業味製作的年輕影人;他可會噴血?而戲中伶俐的孫女,由《1+1》至兩年後的《N+N》,真人變得有點過於懂事的寡言和憂鬱——賴恩慈說,她確實經歷了菜園村被催毁的過程。

賴恩慈笑言孫女是她小時的反映。只是在現實裏,孫女因着拍攝之機,四歲才第一次接觸蝴蝶。而賴恩慈在更小的時候,便通山跑、摘粟米啃了。

賴恩慈小檔案

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及電視系,並取得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,劇團「好戲量」成員,曾獲獎學金赴英修讀戲劇。

《1+1》乃其第四部短片作品,在2010年鮮浪潮短片比賽勇奪兩項大獎,後參加多個電影展,獲獎無數。

未來電影製作計劃包括為政府拍的環保宣傳片、將古天農著名舞台劇《芳草校園》拍成電影,又打算探討村校殺校的教育問題,但前提乃須成功申請電影發展基金。賴恩慈並會着手製作短片《我是個茶壺》,由居於劏房的一名肥胖女性出發,探討性別、身體和社會位置的關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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